冼村村民一般分为三类人群，一类是外出工作或经商，这些人的收入高，生活殷实；另一类是自己空置的房屋出租，这些人的收入稳定，生活也不错；第三类是年老体迈或者是临时工，缺乏稳定的工作收入，基本依赖村集体的股份分红。“‘城中村’拆迁对第三类人群的心理打击最大”。一位退休的村干部分析说道。

　　那一阵子，村民老卢接连几天都没睡好，随着自己年近60岁，很多活已经干不了了，又没有空屋出租，常年来一家老小的生活就靠在村里的股份分红。然而一想到分红，不禁唉声叹气起来---他在冼村里虽然算是“顶股”（40股以上，属股份较多的村民），但是每股的分红10多年都没有变，300元一股，一年才能分红12000多元，加上自己的小孩5股（1500元），折算每个月一家的生活费只有1125元。

　　其实，像老卢这样的家庭，在冼村为数不少，并不是外界想象那般过着“包租公”、“包租婆”的生活，他们的日常开支基本依赖村集体股份的分红。面临“城中村”拆迁的他们，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福利分配上。这才是老村民如此关心村集体经济、关心村集体财务明细账目的真正原因。这位老干部进一步解释说，当然，其他村民也是关心村集体经济的发展，毕竟这也与他们的股份分红有关。

　　“问题的关键是，这么多年来，冼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发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，这里有没有人为的因素，我们暂且不谈，但看一看这个村里公开的数据，1995年冼村股份改革时村集体资产总值为2.3748亿元，2009年12月31日村集体资产总值为5.801亿元，增值1.44倍。”这位老干部客观地分析道，“1995年至今正是冼村所处天河区、珠江新城经济发展最快、地价物价升值最快的时期，冼村拥有多片自留发展用地，也一直在与周边的商业、服务业等地产、物业项目合作开发，但是冼村集体资产增值的速度并不是很快，这自然会令外界难以理解，也令冼村村民难以理解。”

　　老干部回忆起当年冼村号称“广东第一富村”时的辉煌，他说：冼村之“富”是因为过去的“光环”--- 80年代，进入改革开放时期，冼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发展多种经营，尤以养猪业发达，1981年全村私人大规模养猪，1983年，媒体广为报道冼村养猪事迹。进入90年代以后，由于广州城市迅速向东扩展，冼村的耕地至1994年底全部被征用完毕，冼村人“洗脚上田”，发展乡镇工业、商业和服务业，一批人外出务工，一批人建新房出租。村里大规模建房是在90年代初期，当时为了解决村民居住问题，村里填了部分鱼塘作为宅基地，批给社员建房子，至2007年，村中民房已从60年前的667间增加到2152间。村民盖的房4~7层不等，由于楼高、间距小，形成街巷狭窄，有“一线天”和“握手楼”之称。村民盖的都是传统农村式房屋结构，与周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形成反差，成了典型的“城中村”，村民加盖的小楼有空置的，就会放租出去，由于房租便宜，又靠近工作场所，城里的白领和打工仔都选择在这里租屋，由此，房屋租赁收入成了冼村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。

　　“冼村之‘富’还因为地理位置的‘光环’---地处广州新城市的中轴线上，地处广州CBD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黄金地段，与该村合作开发的商业、服务业等地产、物业项目都是市民心目中赫赫有名的，如海涛酒店、春都酒店、维家思广场、丰兴广场、保利心语、尚东美御等，商业价值极高，寸土寸金。”老干部感慨而言，“可惜，这个‘钻石村’，如今却在褪去耀眼的光环。以村民股份分红为例，冼村已被周围的石牌、杨箕、谭村、林和等拉开差距，排名天河区倒数第二！”

　　一批不再被村民信任的“村官”

　　“如果有一个让大家放心的村集体经济领导班子，村集体经济的分红可以让村民有保障，那么城中村改造拆迁就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毕竟改造、拆迁对未来村民改善居住环境和条件有利。”冼村几个村民都不约而同地向本刊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。

　　但是在冼村，令村民们支持改造拆迁的这个前提条件似乎并不存在。多年以来，相当数量的村民对村官的所作所为表示不满，他们通过调查访问、搜集证据，形成了一篇又一篇控诉村官涉嫌违法违纪的材料，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、上访。

　　“这已经是村民们爆发的第三次“上访”高潮了，尤以这次持续时间最长、行动表现最为激烈。”冼四海（化名）回忆道，1994年间，因众多冼村村民向天河区区政府上访投诉村委财务有问题，区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准备到冼村查账，就在此时，财务主管卢焕成突然失踪，第二天晚上，村委财务室又“碰巧”起火，室内的财务账簿被烧得一干二净，冼村村民的上访活动因无法查证而告终。

　　“第二次上访高潮是在2000年7~8月，因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征地，黄埔大道、金穗路、猎德路三条路涉及冼村208户村民房屋需要拆迁，部分村民开始上访反映村委会财务问题，上级有关部门派了一个调查组，但未查出结果。

　　冼四海说，从去年8月19日至今是冼村村民掀起的第三次“上访”高潮，其实这次申诉主要是为了让村里公开财务，公开村官的个人资产。“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要求，村官们也不愿意做到，你让我们怎么信任这些村官呢？！”

　　冼四海还以照片作为证据举报：今年7月8日晚11时，当几十名上访的冼村村民从广州市政府门口出来之后，就在吉祥路遭到一大批不明身份的人士围堵殴打。冼四海还反映，冼村的上访村民经常遭到打击报复和恐吓，有的村民在上访后几天就被派出所叫去“问话”；冼村村民、前省人大代表卢华埠因多次带头检举、揭发村官涉嫌违法犯罪，其亲属就遭到报复伤害，2000年10月，也就是市、区派工作组到冼村查账期间，卢华埠的亲侄在回家路上被三四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断一条大腿骨。卢华埠已经过世七年多，他当年弥留之际曾对家人和村民说：“我唯一遗憾和心痛的是，无良村官还在逍遥法外，我希望在我死之后，哪一天无良村官受到法律制裁时，千万别忘记到我的坟上烧一炷香，让我在九泉之下的灵魂能得到安息！”说完后就断气了，村民说，他死时眼睛还是张开着的。

　　2009年8月7日，一位村民代表通过广州市信访局市长电子信箱，代表冼村3000多名有选举权的村民，控告冼村村委及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等7个村委委员，请求依法撤换其职务，并依法查处其涉嫌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。这份举报材料反映了村支部书记任人唯亲，村委会及村有关企业单位的领导或主管人员，有90%以上都是这个书记的亲属，冼村召开所谓的“村委会议”“党支部会议”“股东大会”，实质上就是村支部书记的家庭会议。举报材料还列举了冼村在与周边合作的地产、商业和服务业等工程项目中，一类是涉嫌以极低的价格发包给村官的亲属或朋友，然后再以市场价或者高价转租从中牟利；另一类由村官亲属或朋友垄断冼村的各项工程的发包权和承包权，抬高价格谋取私利。

　　“我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，我们是不会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！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向本刊记者投诉道，村里今年3月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，注册资金仅50万元，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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