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许与广大善良的佛山市民开了个玩笑，去年佛山公、检、法曾达成共识，将盗窃犯罪的起刑点从2000元降为1000元，还写入了当时的会议纪要，但形成书面材料报送省高院审核时未获通过。(2010年9月15日)

　　这让佛山认定盗窃罪的起刑点下调为与广州统一的1000元的努力最终成为了美好愿景。

　　那为何省高院无视佛山民众的心声而执意不批呢？

　　一者从长远看，以降低起刑点打击盗窃犯罪的效果并不会立竿见影。我们当然承认，降低盗窃犯罪的起刑点数额，短期内可能会产生一定作用，但是不要迷信这就能长远减少盗窃犯罪。盗窃犯罪是我国第一大犯罪，也是历朝历代的惩治重点。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数据来看，盗窃犯罪的立案数量一般占所有刑事犯罪立案总数的70%，有时甚至高达80%，占全国各级法院审判的刑事案件总数的20%—30%。刑乱世用重典。秦律规定“盗采人桑叶，赃不盈一钱，赀徭三旬。”即盗采他人桑叶，重量不到一钱的都要罚作劳役三十天。宋代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曾记载：“张乖崖为崇阳令，一吏自库中出，视其鬓旁巾下有一钱，诘之，乃库中钱也。乖崖命杖之，吏勃然曰：‘一钱何足道，乃杖我耶？尔能杖我，不能斩我也！’乖崖援笔判曰：‘一日一钱，千日一千，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。’自仗剑，下阶斩其首。”就为小吏偷了一文钱（当时没有贪污之说）丢了性命，不可谓不严厉。但就如此严厉的刑罚，盗窃犯罪为何仍然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”？因此，单纯靠降低起刑点打击盗窃犯罪，作用不能说没有但不会太大。

　　二者不能有法律万能思想。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，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，一般来说，应该是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带普遍性、反复出现、用其他调整手段难以解决、最终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解决的问题。既然是最终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，就不是凡事都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，更不是凡事都需要自始至终依靠国家强制力，因为国家强制力也是一把双刃剑，该用不用要吃亏；运用不当、运用过分又会产生负面社会影响，因而运用国家强制力是需要十分严肃、慎重的，不可能什么问题都用法律手段去解决即最终依靠国家强制力去解决。

　　盗窃犯罪是多发犯罪，佛山民众深受其害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要用法去解决，法并不是万能的。盗窃犯罪的产生有经济原因，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原因，更有个人原因。佛山经济发达，盗窃犯罪率高，但经济落后地区并不见得盗窃犯罪就少，不过是由于经济原因，盗窃的所得有多少之分而已。

　　三者降低起刑点与刑罚轻缓化（轻刑化和非罪化）的司法潮流不相符。我国刑法拟定的修改案中，就有13个罪名取消死刑，这是我国目前轻刑化的最好例证。最高院副院长张军在学术会议上曾提出应提高现行贪污受贿(5000元)的起刑点，这也可以看作是最高层的一种动向，那就是不提倡降低起刑点。省高院之所以没有批准佛山降低盗窃罪起刑点，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　　目前司法机关还是应该将主要精力应用在重大犯罪上，对于轻微的盗窃，采取治安拘留、劳动教养等方法都可以解决；另一方面，打击盗窃，更应该依赖于“人防、物防、技防”这样的三防手段，而不能单纯的依靠降低起刑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