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闻界的恐慌

2008年频发的“抓记者”事件，在新闻圈引起不安。

前《法制日报》记者“十年砍柴”李勇的话被网友认为说到了点子上:中国这种媒体现状，有几个记者敢站出来拍胸脯说自己一点瑕疵没有？……即便采访者个人很注意自律，在如此复杂的社会，很难保证不被人家抓住一点把柄往死里整。

周泽认为，中国社会对记者有一种庸俗的社会心态，即不管你报道了什么事，人家先怀疑你是不是拿了好处。对于公权力机关来说，你来揭露我，一定是拿了好处。拿了好处就是犯罪嫌疑人，就可以抓你。

不过，也有传媒界数位专家指出，这种庸俗社会心态的形成，正是一些不干净的记者自己造成的。

改革与自律的呼声

“抓记者”事件引发了新闻圈自身的反思。魏永征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:“中国记者的腐败全世界闻名。”

展江对中国媒体进行了梳理:

一类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，现代媒体观念清晰，讲究新闻专业主义，报道和经营分离，比较规矩。

第二类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媒体，也分两种。一种是传统的强势媒体，比如党报、党台、党刊，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。这类以勾结性腐败为主，比如收钱写吹捧文章，拿红包写软文等。第二种是半官方报纸，既没有公信力，又没有市场竞争能力。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，这类报纸死也死不了，活也活不下去，最容易搞单位腐败。比如记者站遍地开花，目的并不是办报而是捞钱。

这些半死不活的媒体为了生存，各出滥招、追蝇逐臭。“其中最大的‘臭’就是矿，围绕着矿，产生了大量的黑记者。”展江说，前段时间的封口费事件就是一例。

徐迅说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媒体的改革还不充分。第一，一些媒体内部，从事新闻、广告的人员不分。对那些“两不分”单位的记者来说，能把稿子发了，又能拿到钱才是“成功”的标准。制度的腐败会逼良为娼，想干净就没饭碗。

第二，媒体人员身份有差别。比如央视的记者就分为事业编制内人员、台聘、派遣、借用、打零工等等身份，身份不同待遇有差别，面临生存压力的记者会搞堤内损失堤外补。

第三，新闻界职业道德建设疲软。中国新闻界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文件是《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》，1991年颁布后，1997年修订过一次，至今没有做过修改。但是最近十年，中国新闻业发展非常快，队伍迅速膨胀，职业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，如:媒体审判、故意隐瞒事实真相、暴力与血腥、色情与低俗、付费买故事甚至制造故事、夸大其辞的炒作、冷漠处理灾难事件和悲剧题材、滥用暗访和偷拍、侵犯公民特别是未成年人隐私、电视业滥用摆拍与再现、接受被采访者的礼品和招待等等，《准则》包括正在修改的《准则》草稿对这一系列问题均未做出回答与指引。

徐迅认为，解决新闻界的腐败根子还在深化媒体的市场改革上。先从机制上保证记者的基本权利，杜绝腐败滋生的根源，其次要形成行业自律。“记者就是靠‘说’吃饭的，现在变成靠不说而谋取利益，全行业就可以群起而攻之。”

“记者要担当起公众期盼的监督职责，首先自己要干净。”魏永征说，记者是个高风险的职业，没有献身精神很难做下去。“记者自己不干净，怎么去监督别人、监督权力？”魏认为，干净，是这个职业特有的伦理要求，也是保护记者自己的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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