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周泽：涉黑涉恶案件辩护，该找什么样的律师】

最近拒了几个涉黑涉恶案件的辩护请托，因为没有时间。我给当事人家属的建议是：不要找所谓的“大律师”、“名律师”；被告人众多的涉黑涉恶案件，与其找某个收费很高的“大律师”、“名律师”去为某个被告人辩护，不如花同样的钱，多找几个年轻律师去担任不同被告人的辩护人，共同辩护，形成合力。毕竟，这样的案件，同案被告人大都是亲属、公司职员，相互认识，家属之间相互介绍律师，律师之间相互介绍案源，很容易实现。

在扫黑除恶常态化，且扫黑除恶罚没收入足以影响一些地方GDP的社会背景下，涉黑涉恶案件辩护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！

更可怕的是，涉黑涉恶的政治正确，让很多办案机关不讲章法，而律师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坚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正确实施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不可避免会被一些司法机关和领导误认为是阻碍扫黑除恶顺利进行，从而面临执业风险。我辩护吕先三案揭露办案机关、办案人员违法办案、刑讯逼供被投诉致遭受停业处罚，就是显例。与被停业的我同一波被处罚的律师中，多人都是因为辩护涉黑涉恶案件被投诉。

目前对律师的管控，已使原来不同辩护风格的律师，趋于同质化。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律师奉行的“庭上辩，庭外喊”，现在已经行不通了。哪怕办案机关通过媒体把当事人抹黑得面目全非，辩护律师想为自己的当事人稍作辩白、澄清，恐怕也要下很大的决心，并作好被处罚的准备——这注定很少有人能够做到！

新形势下的刑事辩护，能在不同阶段认真整个辩护词，做好形式辩护；在法庭上把该说的话说完，让当事人及其亲属感觉律师的辩护确实有理、有力，就算是好律师了。

很多涉黑涉恶案件，罪名都是好多个，甚至十几个；被告人动辄十几个人，甚至几十人；案卷材料动辄几十卷、上百卷，甚至几百卷。这样的案件，没有大量的时间阅卷，没有大量的调查取证，是难以做好辩护的；开庭没有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时间，是审不清楚，辩不明白的。

我见过一些“大律师”、“名律师”主辩的涉黑涉恶案件，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案件，两三天就把庭给开完了。 有些“大律师”在发表辩护意见时，甚至一相情愿地迎合法庭，想当然地认为法官可能没有耐心听，对应该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，也放弃当庭发表，说庭后会向法庭提交书面辩护意见。我还见过二审辩护中，法庭让辩护律师发表质证意见，一位“大律师”表示质证意见在法庭辩论阶段与辩护意见一并发表，法庭辩论时念一番可能完全是由助理准备的辩护词，就算完成二审庭审辩护的！

不能说在法庭上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，案件结果就一定会更好。但我认为，充分、全面的发表辩护意见，本就是法庭辩护的应有之义！而且，当庭不进行充分、全面的辩护，不可避免会让诉讼参与人及旁听人员觉得律师在对付事，不认真！

“大律师”、“名律师”往往社会交际多，活动频繁，自然就没有多少时间来认真阅卷、充分会见、调查取证，要搞好动辄几十本、上百本甚至数百本案卷材料、开庭通常旷日持久的涉黑涉恶案件辩护，实是不易。

我也注意到，或者说见证了，一些涉黑涉恶案件辩护中，很多年轻律师共同辩护，互相配合，互相呼应，一个案件开了几十天的庭，把一个案件存在的问题，方方面面都给辩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有的取得了不错的辩护效果，比如王飞律师领衔主辩，朱孝顶、任星辉、张晓丽、程广鑫、姬来松等年轻律师参与辩护的李思侠案，一个多名当事人一审被判了罪的案件，经过这些律师的顽强辩护，恁将案件辩回重审，检察院给撤了诉！无论结果如何，从所有的辩护都指向正义的意义上讲，这样的辩护都是有价值的！

基于以上观察，我常向请托我辩护的当事人及其亲属推荐年轻律师。

我之前也曾公开告诫当事人及其亲属：不要迷信所谓的“大律师”、“名律师”。这更多是自省自警，而不是对同行的不敬。

惭愧，我也被一些当事人及其亲属当成了“大律师”、“名律师”了。虽然我不喜欢交际，也不爱参加什么活动，除了出差（通常是会见当事人，调查取证）、吃饭、睡觉，处理日发事务，基本都在看卷，但我还是时常感觉对手里的案件阅卷不充分，尽管我接的案件并不多。更严重的是，我的眼睛已经有些老花，已经不适合经常看电脑、看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