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8月20日，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监委发布消息：昆明市中医医院原总务科科长庄锋瑜因涉嫌严重违法，经昆明市监委指定嵩明县监委管辖，接受监察调查。案件经过近8个月的司法程序后，嵩明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庄锋瑜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并处罚金20万元，同时追缴违法所得赃款38万余元。

今年4月1日庭审前，庄锋瑜在辩护人的见证下，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。庄锋瑜承认收受了他人财物38万元，构成受贿罪。嵩明县人民检察院同时提出”有期徒刑3年，退赃到位的情况下适用缓刑“的量刑建议。嵩明县人民法院在被告人庄锋瑜自愿认罪认罚的情况下，根据检方的量刑建议，给予了庄锋瑜“判三缓四”的缓刑刑罚。罕见的是，一审判决下达后，嵩明县人民检察院在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的指令下进行了抗诉，认为“该判决使用缓刑不当”。

庄锋瑜家属告诉上游新闻（报料邮箱：cnshangyou@163.com）记者，此案在庭审期间经过了较为激烈的控辩交锋，庄锋瑜的辩护人向法院申请了非法证据排除，“可能是我们申请的排非让有关部门觉得态度不好，他们才进行抗诉。”

资深法律人士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，嵩明县人民检察院对于在认罪认罚协议框架内的量刑进行抗诉，无异于撕毁了控辩双方的协议，“不仅有违司法诚信，也存在滥用抗诉权、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之嫌”。

受贿38万元，医院总务科长走上被告席

2021年8月20日，云南昆明市嵩明县监委对外公布消息，昆明市中医医院原总务科科长庄锋瑜因涉嫌严重违法，经昆明市监委指定嵩明县监委管辖，“目前正在接受监察调查”。

庄锋瑜因为违纪被查绝非偶然。云南省纪委监委自2019年以来，持续对全省医疗卫生行业行风建设及不正之风开展专项监督检查，深入部分医院开展“体验式”监督和“蹲点式”监督。云南省纪委监委披露的数据显示，专项整治期间，云南全省共查处医疗卫生系统腐败案件179起，审查调查133人，“61所三级公立医院、235所县级医院、362所公共卫生单位、1461所乡镇卫生院3万余人主动上交了不当所得。”

2021年8月，庄锋瑜被纪检部门采取留置措施。因涉嫌受贿罪，经嵩明县人民检察院决定，2021年9月30日庄锋瑜被嵩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。同年10月14日，庄锋瑜经检察院决定被警方执行逮捕。2022年4月1日，嵩明县人民法院对庄锋瑜受贿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

嵩明县人民检察院指控，2014年至2018年间，被告人庄锋瑜利用担任昆明市中医医院总务科科长主管食堂、物资釆购等职务便利，在昆明市多次非法收受餐饮公司、家具公司、厨房设备公司和服装公司相关负责人员的现金、家具、食堂就餐卡等利益，其中最大一笔为现金23.9万元，共计38万余元。庄锋瑜收取财物等利益后，为相关当事人在昆明中医医院的相关经营业务中提供便利。

嵩明县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中载明，被告人庄锋瑜作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8万余元，数额巨大，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，嵩明县法院特别在判决书中确认，检方认可被告人庄锋瑜自愿认罪认罚，退赔违法所得，“可以从轻处罚，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可以适用缓刑，并处罚金”。

2022年4月7日，嵩明县人民法院就庄锋瑜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，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庄锋瑜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。法院同时追缴被告人庄锋瑜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38. 07万元，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。

▲今年4月1日，案件一审开庭，庄锋瑜家属向检察院退赃的转账凭据，注明“检察院建议缓刑”。图片来源/ 受访者供图

认罪认罚宣判后，检方抗诉

法院一审宣判之后，已经认罪认罚的庄锋瑜没有进行上诉，他本以为案件在经过了十天的上诉期后就会成为生效判决，自己也可以回到家中进行社区矫正。但让庄锋瑜意想不到的是，4月21日，嵩明县人民检察院向昆明中院提出了刑事抗诉。

检方在抗诉书中表示，嵩明县法院对于庄锋瑜受贿案“判三缓四”的刑罚“适用缓刑不当”。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，检方提出的抗诉理由中，包括了庄锋瑜多次收受多人财物共计38.07万元，犯罪数额巨大，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不属于“犯罪情节较轻”情形。检方同时认为，庄锋瑜在诉讼期间无良好的认罪态度、悔罪表现，庄锋瑜在调查前期未如实供述，避重就轻、对抗调查，没有认识到犯罪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，拒不配合退赃，“一审庭审前，申请排除非法证据，再次否认部分犯罪事实，欲图逃避应有惩罚”。

嵩明县人民检察院这份“嵩检刑检诉刑抗【2022】Z1号”刑事抗诉书中明确指出，庄锋瑜并不具备《刑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的使用缓刑条件，“对其不能适用缓刑”。但在嵩明县法院（2021）云0127刑初635号刑事判决书中，嵩明县检察院提出的量刑意见表述为“可以从轻处罚，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可以使用缓刑，并处罚金”。

庄锋瑜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，今年4月1日嵩明县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前，自己曾在律师、法官的共同见证下，签署了《认罪认罚具结书》，承认了受贿38万元的事实并认罪，嵩明县人民检察院同时提出量刑建议：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。庄锋瑜对记者表示，自己的亲属在庭审前筹集了38万元款项汇到了检察院账户中，“38万元的退赃义务就算完成了，我们还特别要求检察官在具结书上，用笔写下了‘在退赃到位的情况下可以适用缓刑’的条件。现在的情况，就是相当于检察院自我否定了。”

6月20日上午，昆明市中院对庄锋瑜受贿案进行了二审庭审，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与庭审。控辩双方就一审认罪认罚案件检方是否有权进行单方面抗诉、抗诉理由是否成立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。据参与庭审的知情人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，出庭检察官认为，抗诉是检察院的法定职权，而一审适用缓刑不当，主要理由是被告人并非实质认罪，“认罪悔罪态度不好”、“对量刑没有要求才算真正地认罪”。

目前，庄锋瑜受贿案二审尚未宣判。

▲4月21日，昆明市嵩明县检察院就庄锋瑜案提出抗诉。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

违背认罪认罚协议提抗诉，专家称弊端明显

清华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易延友长期关注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，对于这起一审认罪认罚案件检方后进行单方面抗诉的案件，他认为认罪认罚协议具结书签署了以后，对检方的约束力要强于对嫌疑人，“因为检方是代表公权力跟被告人、嫌疑人达成的协议，是不能随意毁约的。作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院，跟一个公民达成了协议，做出了承诺，是不能够反悔的。”

易延友认为，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作出的承诺“一诺千金”，如果轻易反悔“会丧失信用”。同时他还称，如果检方在嫌疑人签字具结之后再随意反悔，可能会产生是否构成诱供的疑虑，“如果检方把达成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意向，当做引诱嫌疑人作出供述、承认有罪的一种工具，那这个认罪认罚就会沦为诱供工具，远远偏离了《刑诉法》设立认罪认罚从宽这个制度的初衷。”

法学博士、前检察官梁春程向上游新闻记者介绍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仅可以就量刑进行协商，不能就罪名、罪数进行协商，且协商必须建立在指控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，协商结果不得有违法律规定，应当接受法院的实质审查。就庄锋瑜案件本身来说，其一审量刑、判决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，“本案被告人庄锋瑜受贿38万元，属于受贿金额巨大，依照法律可以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庄锋瑜认罪认罚，愿意退出赃款。嵩明县检察院根据犯罪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，结合法定、酌定的量刑情节，综合考虑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，决定就低建议量刑三年有期徒刑，于法有据。”

对于嵩明县检察院在法院采纳量刑建议、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的情况下单方提出抗诉，梁春程分析认为，可能是庄锋瑜案一审宣判后，一审检察机关审查后报上级检察机关同步审查，上级检察机关按照《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制约监督办法》规定，认为本案不属于“犯罪情节较轻”，被告人“没有悔罪表现”，于是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进行监督，指令一审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予以纠正，“但本案更加应该关注是，下级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导致案件处理结果确有错误的，上级检察院能否以‘上命下从’、‘上级否定下级’的形式指令抗诉予以纠正？”

梁春程说，相较于具体个案处理的绝对公平公正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加强调国家和个人对于“合意”“承诺”的尊重遵守，“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，判决量刑适当，自愿性保障充分，如果上级检察机关在没有新事实、新证据的情况下，指令下级检察机关违背具结承诺提出抗诉，无正当理由引起二审程序，不仅有违司法诚信，也存在滥用抗诉权、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之嫌”。

有着多年检察官从业经验的梁春程对上游新闻记者强调，检方这样的抗诉行为，既不利于引导被告人形成尊重遵守认罪认罚具结和承诺的自觉，更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严肃性，不利于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长期良性运行，“当作为个人与国家协商成果的量刑建议具结书，最终无法定理由被拒绝采纳沦为一纸空文，整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势必陷入一个掷地无声之尴尬处境，其负面效应、潜在损失之大显然是本案抗诉所不能承受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