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9日上午，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向社会通报赵作海一案的再审情况，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。河南省高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：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，宣告赵作海无罪。立即派人赶赴监狱，释放赵作海，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生活。省法院纪检组、监察室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。（新华网5月9日电稿）

如果没有赵作海，估计早已没有多少民众能记起曾经轰动一时的佘祥林了，别更说年代久远的黄亚全、黄圣育、丁志权、杜培武、王树红、李化伟、腾兴善、聂树斌、张虎、张峰 、焦华、王浩这些名字。他们的案件是如此的相似，这些曾经的罪犯，被长期羁押，最后或因真凶落网、或因案件“遇害人”“复活”，才沉冤得雪，被宣告无罪。但这个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正义，在他们长期失去自由，甚至更大的代价之后，姗姗来迟，让人唏嘘不已。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，我们在感叹命运对他们不公的同时，不得不对此深感忧虑：什么时候，一个案件的真凶落网、或是受害人复活，一个新的赵作海、佘祥林又会出现！

因此，我，一个执业律师，曾经的检察官，办理刑事案件多年，历经着中国缓慢的法治进程，面对不断出现赵作海这样的案件，我不禁要呼吁：

其一，我们的各级法院，有否勇气回头审视自己留有余地的判决的案件？留有余地判决的案件，往往是证据不够充分、证据有瑕疵，但侦查手段已用尽，侦查程序已走完，案件摆在了法院手上，而法院却因为种种原因，不能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，而是创造性的适用了疑罪从轻的原则做出了判决。审判机关不能坐等这样的案件“被发现”了，而是应该对这样的案件进行排查，重新审视这些案件在证据认定、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及时发现冤案，这有助于公众重新建立对司法机关的信任。

其二，应该对公检法联合办案的案件进行排查，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公、检、法三机关互相配合、互相制约，联合办案为法所不容。公、检、法联合办案的情况，过去有，现在有，我们多么希望以后不会再有。

其三，刑事诉讼中应该坚持非法证据不得采信的证据规则。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里，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公民权利、维护司法公正性的应有之义。尽管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规定，但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，规定“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、引诱、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”，然而，在被告人、辩护人提出案件存在非法证据的时候，法院根本不予重视，更不要说采纳意见了。当前我国的司法环境，很多案件直接都是靠言词证据定案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一是因为没有有效的侦查监督机制，刑讯逼供或威胁、引诱、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的情况普遍存在；二是对如何排除非法证据，也没有建立起一套程序性的规则，对排除非法证据的提出、举证责任、证明标准、对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做出的裁定能否上诉均没有规定。这样，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”就可能还只是存在于书面，流于形式，而很难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发挥其规范作用。

最后，应该建立完善、畅通的刑事申诉制度。赵作海没有申诉，并不是因为他愿意承受他没有做过后事情，而是因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他早已通过申诉换来了更残酷的刑讯逼供。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申诉，并不仅仅指判决后的申诉，刑事诉讼法规定，在诉讼过程中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享有控告、申诉的权利，但遗憾的是，未判决前的申诉，各办案机关没有有效监督，申诉形同虚设。而案件判决生效后，经过一审二审之后，审判机关的不独立，申诉也就可有可无了。被告人不是服判，而是屈服于制度的无效、缺失。

最新消息，5月13日上午，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：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计65万元。被冤狱11年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用纳税人的钱赔65万就了事，真让人无语。赵作海可能用11年赚不到这65万元，但十一年的人身自由，绝不是65万可以买得到的。赔偿是必须的，错案追究也是必须的，但建立预防错案机制则是更加必须的。

——作者：李修蛟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，曾担任六年检察官，广东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理事、广州律师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