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9月21日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长春长生生物假疫苗案作出二审裁定，驳回长生生物原董事长高俊芳上诉，维持一审原判，高俊芳因犯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挪用资金罪，单位行贿罪，四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其丈夫张友奎及16名员工亦分别获刑。回溯案情，2018年7月，国家药监局飞行检查揭出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生产环节系统性造假——混用不同批次原液、违规使用过期原液、人为篡改批号与生产日期、整套生产检验记录事后编造，涉事疫苗826批、6400余万支绝大部分已流向市场。尤为关键的是，法院认定涉案疫苗抽样检验抗原含量与效价符合要求，现有证据亦无法证实其直接造成人体严重损害，故未以生产、销售劣药罪（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）论处，而是以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，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可判十五年或无期徒刑）定罪处罚；此外，高俊芳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挪用资金1100万元用于个人收购股权，长期向监管官员行贿2090万元以换取注册便利、规避处罚，并另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。从2018年曝光到2026年终审判定，这起曾震动全国的药品安全事件在八年之后才画上司法句号，长生生物也已于2019年因重大违法被强制退市，成为A股首家因此退市的上市公司。

办了二十多年刑案，这起案件有几条线必须给企业家讲讲。

第一，罪名定性的分水岭在“生产合规”而非“成品合格”。不少企业主误以为产品抽检过关就万事大吉，但疫苗、药品属特殊监管物，其安全根基在于完整、真实、可追溯的全流程生产管控；一旦生产记录可随意篡改，即便当批样品指标合格，生产体系已然失控，仍构成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。这也解释了为何检察机关最初以涉嫌生产、销售劣药罪提请批捕（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），最终法院却以伪劣产品罪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）定性——“有无造成实质危害”与“是否伪造生产记录、销售金额是否巨大”是两回事，前者决定能否升档至劣药罪，后者直接锁定伪劣产品罪的重刑区间。

第二，家族式治理是刑事风险的温床。高俊芳与丈夫、儿子把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等核心岗位，内控形同虚设，资金调拨、股权收购、对外行贿全由家族一言堂，挪用资金（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）、单位行贿（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）由此滋生。

第三，民企反腐已无避风港。2024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（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）的量刑区间与公职人员受贿看齐、最高亦可至无期徒刑，并明确把民企人员纳入惩治范围——“自己家的公司”不再是法外之地，更何况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。

给企业家和实控人四条实在的防火墙：

一、把产品合规当成生命线。药品、食品、医疗器械等特殊行业须建立覆盖采购、生产、检验、出库全流程的真实留痕与可追溯体系，绝不能只盯成品抽检合格，定期内审与外部审计要能随时经得起飞行检查。

二、划清家企资金红线。控股股东、实控人调用公司资金用于股权收购、个人周转必须走合法借款、分红、关联交易披露等程序，绝不能有“自己的钱”的观念，随意划转，把挪用资金罪挡在事前；重大资金往来集体决策、留痕归档。

三、守住行贿与政商交往底线。靠行贿换取注册便利、规避处罚终将反噬，企业应建立合规的政企沟通与公关费用审查机制，对礼品礼金、居间费用、请托事项即时预警，单位行贿不仅罚单位，直接责任人同样坐牢。

四、完善公司治理与监督制衡。打破家族一人独大，关键岗位分置、财务定期审计、引入独立监事与外部法律顾问；一旦察觉可能触线，立即停手、主动整改、在专业刑事律师陪同下配合调查并争取自首、退赃、认罪认罚。高俊芳案历时八年、从劣药罪转向伪劣产品罪、四罪并罚无期，恰恰说明这类案件“线越查越长”，越早主动走到台前，越能争取从宽空间。

——李修蛟，写于2026年9月25日星期六。特别声明：本随笔根据公开资料信手而写，不构成具体法律意见。

作者：李修蛟律师，法制盛邦（北京）律师事务所主任，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经济犯罪刑事业务部部长，法制盛邦全国刑事专业委副主任，武汉理工大学法学学士，武汉大学法律硕士，现任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，广东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理事，曾任一级检察官6年，律师执业24年，法制盛邦刑事业务、金融证券业务领军人才，荣获LegalOne2025年度“大湾区刑事业务15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