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案手记：这是笔者团队近期办理的一起成功案例，一起曾被刑事追诉485天的加工费纠纷，经过法院开庭之后，最终以撤诉、撤案收场。借这个案件，谈谈侦查权介入民事纠纷的边界问题，也与同行分享几点辩护体会。

一、案件背景：一份迟来的撤案决定

某地公安机关曾以合同诈骗罪，对某县一家针织加工厂的股东张某某立案侦查。经过近一年的刑事追诉，该案日前以“证据发生变化”为则撤回起诉，公安机关随即撤销案件。一纸撤案决定，宣告当事人因这起本属民事范畴的加工费纠纷，曾被错误地拽入刑事轨道，最终无罪！

在近一年的时间里，一名外地投资人沦为犯罪嫌疑人，其合伙人被卷入刑事程序，数十家加工户的经营秩序被打乱。而撤案的结果恰恰说明：从侦查之初，这就不应作为刑事案件处理。

二、基本案情：从合伙办厂到被立案追诉

2025年初，张某某与李某、王某三人合股筹款70余万元，在某县设立一家针织加工厂，李某任法定代表人，张某某、王某为股东。同年2月投产，承接福建等地数家企业的羊毛加工业务；工厂自雇60余名员工加工一部分，另与厂外5家个体加工户签订加工合同，分发毛料加工。按合同约定，加工户的加工费于交货后两个月结算。

市场总体不景气导致加工厂业务运转困难。委托方先后结算加工费共计176万余元。张某某作为唯一能与委托方结算的人员，将99万余元付给李某、20万元付给王某，余款60余万元基本用于工厂生产及支付外地加工户。5家个体加工户听说工厂经营困难，要求提前结算加工费总额约300万元，加工户冲击工厂，并去政府上访。

2025年8月，张某某离开该县返回原籍。因加工户持续上该致政府领导震怒，责令公安机关抓人。侦查机关认定张某某“卷款逃匿”，遂以合同诈骗罪立案。

三、辩护思路：为什么不构成合同诈骗罪

很遗憾，我们接受委托时已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了，我们先后提交了法律意见书与辩护意见，但仍无法阻止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，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。我们的辩护意见核心论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：

第一，关于履约能力。工厂承接委托在前、外包加工户在后，合同履行总体顺利，资金筹措、厂房运营、人员雇佣均有据可查。将业务外包是正常的生产经营方式，不能据此推定行为人“明知无履约能力”或“借外包骗取加工费”。

第二，关于义务履行。全部加工费结算后已分配给合伙人，余款用于工厂生产经营。侦查机关将支付设备、工资等正常经营支出认定为“骗取加工户款项”，属于典型的客观归罪，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尚未届至，正常的经营支出不能等同于侵占。两个月结算周期是合同约定，也符合加工行业惯例，亦说明所谓“拖欠”并不异常。

第三，关于逃匿认定。笔录证实，张某某离开当地系因被王某纠集人员殴打而心生恐惧，离走后仍委托李某继续结算货款，仅让李某支付其2万元差旅费，恰为其本人及所带员工的工资数额。若其真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完全可以自行结算后远遁，不必仅索区区两万元；且其事后并未提取工厂货款。所谓“卷款逃匿”，与在案证据不符。

三层论证最终指向同一结论，张某某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，客观上无骗取或逃匿行为，依法不构成合同诈骗罪。

上述辩护思路的确定，还有另一层考量。本案几无认罪认罚获轻判的空间，本案数额触及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量刑在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，没有争取三年以下适用缓刑的空间。在案件证据、事实均有巨大无罪可能的情况下，必须全力以赴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。

四、案件定性：一起典型的民事纠纷

回归案件本源，争议的实质是加工费结算纠纷。委托企业、加工厂、5家加工户之间，形成的是连环加工合同关系。两个月结算是合同约定，也是交易惯例，工厂将回款用于设备与工资是正常经营行为，合伙人因私人冲突离走属于人际后果。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，这都属典型的民事合同纠纷，本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。侦查机关以刑事追诉介入，实质是以公权力介入了本应由私法自治调整的领域。

五、现象观察：“远洋捕捞”与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

本案由某县公安机关立案，对远在外省的张某某行使刑事追诉权，本身即带有跨地域“远洋捕捞”式执法的色彩。近年来，类似情形并不鲜见，一些地方侦查机关出于维护本地利益的考量，对外地经营者动用刑事手段，将经济纠纷包装成合同诈骗、挪用资金、职务侵占等罪名立案，甚至跨省采取强制措施。

其危害是多重的：一是破坏法治统一，形成地方保护的执法壁垒；二是令民营企业家对跨区域经营产生顾虑，抑制市场活力；三是使刑事司法异化为经济纠纷中强势一方的“催收工具”，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。尽管中央及最高司法机关三令五申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，基层实践中此类问题仍时有发生。本案即是例证，县级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之名立案，近一年后不得不撤案，其间对当事人名誉、经营与精神造成的损害，非一纸撤案决定所能完全弥补。

六、法律适用：合同诈骗罪的边界

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制的是以签订、履行合同为幌子骗取财物的行为，其核心在于“非法占有目的”。在司法实践中，这一边界常被不当地模糊化，只要合同未履行、对方遭受损失，便倾向于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并启动刑事追诉。本案正是这一倾向的缩影，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有客观原因（付款期限未届至、合伙人之间发生冲突），损失亦有充分的民事救济渠道，侦查机关却在地方领导压力之下，选择了最为便捷的刑事路径。

值得重视的是，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指导性案例中已明确，经济纠纷中一方当事人未能履行合同，不等于合同诈骗；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存在本质区别，前者是在履约过程中对部分事实作不实陈述但仍有履行意图，后者则自始以骗取财物为目的。本案从立案到撤案的全过程，恰印证了这一司法判断标准。就笔者办理的多起合同诈骗案件观察，类似结果并非孤例，不少案件经辩护后在审查起诉阶段获不起诉决定，或在审判阶段被宣告无罪，足见该罪名被不当适用的现象并非个别。

七、办案体会：专业辩护的价值

刑事律师无用论甚嚣尘上，甚至很多律师也这样认为，实属不该。专业刑事律师是绝对有价值的。本案历经公安机关刑事侦查、检察院审查起诉、法院开庭审理，最终撤诉、撤案，并非偶然，而是辩护工作从事实与法律两个维度系统推进的结果。在事实层面，我们逐一核实了筹款来源、合同签订过程、款项结算路径、资金去向以及当事人离走原因，各项证据均指向正常的经营活动；在法律层面，我们紧扣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逐项反驳，以“无非法占有目的、无虚构履约能力、无逃匿行为、无骗取财物事实”的四个“无”，全面瓦解了指控的逻辑体系。

“老检刑事律师团”的办案风格一贯如此，我们不追求戏剧化的庭审效果，而以程序性辩护与事实重构为核心，在侦查、起诉、审判各个阶段精准发力。本案在开庭审理之后，仍能凭借专业辩护推动抗诉、撤案，正是专业律师程序性辩护结合审体性辩护发挥作用的典型体现。如果我们能在侦查初期介入，可能有机会通过扎实的法律意见阻断错误的刑事追诉进程，这既是对当事人权利最有效的保护，也是避免司法资源无谓消耗的应有之义。

八、辩护律师的呼吁：守住侦查权的边界

本案的撤诉、撤案决定说明，侦查权的行使须恪守严格边界：当经济纠纷的当事人选择报警而非提起民事诉讼，当侦查机关倾向于立案而非引导当事人通过民事途径解决，当刑事追诉沦为施压工具，法治的底线便面临被侵蚀的风险。

守住这一边界，需要侦查机关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，对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合同未履行情形坚决不予立案；需要上级机关加强对跨地域执法活动的监督与纠正；也需要辩护律师在个案中敢于、善于以专业意见阻断不当追诉。归根结底，守住侦查权的边界，就是守住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，也就是守住司法公正的最后防线。

作者：李修蛟律师，“老检刑事律师团”创办人，法制盛邦（北京）律师事务所主任，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经济犯罪刑事业务部部长，法制盛邦全国刑事专业委副主任，武汉理工大学法学学士，武汉大学法律硕士，现任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，广东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理事，曾任一级检察官6年，律师执业24年，法制盛邦刑事业务、金融证券业务领军人才，荣获LegalOne2025年度“大湾区刑事业务15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