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10月22日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，披露上海首例以合同诈骗罪对“职业闭店人”定罪处罚案。被告人陶某长期从事健身行业，专挑经营低迷、租期将满的健身房，以“0元转让”方式接手，随后以远低于市场价的年卡套餐疯狂吸纳会员预付费，款项不入公司账户而转入其个人银行卡，并雇佣他人挂名法定代表人以图切割责任；钱款收讫后门店因欠租欠费关停、陶某失联，经查骗得会员预付费75万元。上海虹口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陶某有期徒刑五年、罚金十万元，赃款追缴后发还会员。

北京刑事律师李修蛟认为，本案定性核心在于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认定。陶某并非正常接盘经营，而是以“0元接盘”为壳、以低价促销为饵、以预收款不入公账为手段、以失联跑路为终点，完全符合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“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预付款后逃匿”及“以其他方法骗取财物”的构成要件（该条经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修正，现行有效）。值得经营者警醒的是，其雇佣挂名法定代表人、款项走个人卡等“切割”设计，不仅没成为免责屏障，反而成为印证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证据——这是不少预付费行业经营者误以为的“安全垫”，本案将其击穿。

对预付费行业经营者而言，本案释放的刑事风险信号十分明确：卷款跑路已从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犯罪，“职业闭店”不是免责通道。经营者须守住三条底线——预收款纳入对公账户并接受监管、不得挪用预售资金、接盘亏损门店须真实评估履约能力而非恶意圈钱；挂名法定代表人、股权代持等安排不仅不能隔离刑责，反而会因“明知”而加重责任认定。监管与消费者侧亦应推动预付费资金第三方存管、门店关停前履行退款或持续服务义务。

更宏观地看，“职业闭店人”入罪折射出司法对民营经济活动“真经营”与“假经营真诈骗”的清晰界分：以真实经营为目的、因市场风险导致履约不能的，属民事范畴；以圈钱跑路为目的、借经营之名行诈骗之实的，必触刑法红线。民营企业家在门店扩张、并购接盘、预付费模式设计中，应前置刑事合规审查，必要时引入专业刑事律师对商业模式做“入罪边界体检”，把风险挡在立案之前。

本文基于公开报道创作，仅供普法参考，不构成个案法律意见。